5分钟带你全面了解合论集团

江国华：《行政转型与行政法学的回应型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其认为两者不是相互竞争排斥，而是互补，最终形成法律关系理论与行政行为理论并存的双核模式。然而，引发行政法学研究体系化忧虑的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强调行政法学理论对法治实践的服务，但忽略了行政法学理论自身的体系化建设。

参见王敬波：《行政基本法典的中国道路》，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二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是交互性、双向性、多面性的，相较于行政行为理论更为复杂，行政行为理论从单方规范行政权更为容易。[67]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参见杨建顺：《行政法典化的容许性》，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3期。[30]赵宏教授提出行政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困惑。

[69]德国法在权利前面冠以主观权利，其根本意图在强调公民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了在权威国家时代公民仅仅是宪法规范或者国家作用的客体，使公民一跃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宪法规范主体。（一）逐步实现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向 中国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主流模式是奥拓迈耶构建起来的行政行为理论，这种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单一模式在行政法学发展的几十年历程中已经深入人心。也是今天实现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23] 现行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的规定，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序言第一段都不同。[26]（Ｐ.122-133）文化化反对将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本单位，提倡一种基于公民逻辑的政治理论，与法学界所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异曲同工——试图建立公民与国家间直接的政治联系，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宪法认同的转变。新中国的阶级共和与民族共和是制宪过程也无法改变的绝对意义上的宪法，中国制宪不是为了建国，而是用宪法的方式来确认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连宪法都不能改变的内容。民族团结的历史论述提供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深厚基石，提供了支撑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依据，同时为民族团结提供了不可辩驳的宪法资源。

[31]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其核心在于打造无产阶级领导的同质性基础，这一任务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5]（Ｐ.262）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研究应该转变研究视角，从各个学科助力铸牢命题的学术话语，法学研究也应该以此为契机重新解读宪法法律中的民族团结条款。

晚清大变局以来，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给出了不同的方案，最终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成功的道路:借助社会革命解放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被压迫群众，不仅塑造了革命的伟力，而且塑造了超越民族身份的阶级认同。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治上的国家认同、法律上的宪制建构，需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层面的民族平等基础上。另有学者对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的地方立法实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9]。

法学研究对铸牢命题的贡献和特色在于对法律文本的偏重，即对现行法律体系如何有助于民族团结进行研究。七五宪法序言第一句话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历史中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维系的。强世功教授从宪法社会学的角度，将宪法文本之外的重要规范概括为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17]。

[14]（Ｐ.23-24）在宪法对权利-权力关系进行分配之前，政治共同体首先要完成国家认同的构建，即成文宪法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10]（Ｐ.431）在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实践中，只有实现了多民族的国家认同塑造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宪法确认。

《宪法》序言第二段至第五段所包含的革命论述与第一段不同，第一段光荣的革命传统乃是回溯历史，关注历史中国的革命传统，侧重于汤武革命的精神以实现旧邦新造[28]。第二，中国各族人民通过革命建立人民共和国。

一、民族团结奠定现行宪法的政治基础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国家的形成需要分为两步，社会契约包括两个环节，首先是作为社会层面集合的约定，即确立哪一群人在一起过合群的政治生活，其次才是我们熟悉的作为权利-权力分配机制的政治约定，即确定这一群人如何过合群的政治生活。是否要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民族团结的基本精神与相关规定，制定一部全国层面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或许是未来重要的研究命题。注释： ①关于制定《共同纲领》时代表们对国号的讨论，可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5页。结语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多民族国家中必然会出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经过革命洗礼与塑造的各族人民，成为了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人，从而实现了合众为一的政治生成的过程。只有将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引入宪法序言，为法律和外交层面上常用的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提供了宪法资源。

[36]法律是保障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其中宪法发挥着基石地位。如有研究发现，当前民族工作中所遇到问题是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分化在民族关系中的反映，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发展不平衡导致的[21]。

学界过去曾对宪法序言的效力问题有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的表述不具备法律规则的规范结构而不具有足够的法律效力，这一倾向已经得以改观。在现行《宪法》中，正文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及其职权的存在有其前提，那就是首先要有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

中国各族人民在人民战争中凝聚为紧密的共同体，并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新中国，各族人民进而成为国家的主人。尽管《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都将促进民族团结作为最根本的立法宗旨，相关法律中涉及民族团结的条款还不足以构成一个体系结构，尤其长期以来在民族理论与研究中大家更多关注多元因素，对一体强调不够，如《民族区域自治法》主要被当作自治的基本法，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对其民族团结意涵发现不足。

只有借助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才能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实现少数民族的团结进步，特别是直过民族的跨越式发展。在民族认同的政治法律塑造中，回到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是一个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条款，可以作为塑造国家认同、培育宪法爱国主义的根本准则。[29]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各少数民族地区逐步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并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法制化。《宪法》序言第一段诉诸历史，为中国的存在奠定了无可辩驳的时间厚度，并明确了中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宪法中的民族团结条款不仅仅指狭义的直接包含中华民族民族团结语词的条款。在《宪法》第3章国家机关部分，第59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

八二宪法第4条第2款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关规定改变为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相比，现行《宪法》的第4条第2款有一个重大转变。

第二条规定了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并确认了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式人民主权条款。对少数民族有照顾，但是这种照顾更多是以阶级策略呈现的。

除了直接提及中华民族的文字外，序言在很多地方还出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民族维护民族团结的表述，再次确认了民族团结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各族人民大团结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政治追求。二、宪法序言中民族团结的基础规范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现行《宪法》将这一进程规范化，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撼动的历史基础，这种具有厚重宪制含义的叙事主要体现在宪法序言之中。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这些都要求重视从社会主义的视角去回应民族事务中的新问题，从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角度维系各民族的团结。

[34]因此，结合《宪法》的前后条款来看，第4条同样受制于第3条的约束，需要在民主集中制下去发挥中央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从而保证了民族区域自治符合单一制国家的基本要求，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了民族团结的基本要求。三大论断构成了宪法序言中民族团结表达的两大功能——历史论述与政治论述。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野下，理解宪法正文的民族团结条款，要超出语词直接关联原则，采取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的进路，挖掘更多指向民族团结的宪法条款。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认同的关键就是要通过社会、经济手段，推进社会主义的实质平等、共同繁荣的基本要求，打造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塑造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②关于政法法学的研究范式，可参见邵六益:《政法传统研究:理论、方法与论题》，东方出版社，2022年版。五四宪法第72条规定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